張玲玲談《夜櫻與四季》:我喜歡緩慢甚于迅捷,強力甚于輕盈

來源:南方都市報

讀張玲玲的小說就像在月夜的樹林里行走,起初你辨不清方向,腳步緩慢而小心翼翼,隨即你發(fā)現許多錯綜復雜的線索,許多晦暗稠密的情緒,你迷失其間,心生惶惑,突然之間,叢林與黑暗褪去,眼前出現一條澄澈的江河,寰宇內清輝朗朗,江岸蘆葦金黃,黢黑水面翻出一段雪白的魚脊……你頓時穎悟這段旅途的意旨所在——哪怕片刻后又要返身步入那幽暗的密林。

《夜櫻與四季》是張玲玲繼《嫉妒》之后的第二本小說集,2023年4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。在這本小說中,張玲玲正在形成的獨特的敘事風格得以凸顯。

張玲玲曾做過七年財經記者,后來又擔任影視編劇。曾斬獲第一屆“短篇小說雙年獎”,小說集《嫉妒》入選第三屆“寶珀理想國文學獎”長名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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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,張玲玲辭職離開上海,成為全職寫作者,“懷抱著重建生活,搜集素材的期望”,去廣西待了一年。那是一段“焦灼但也平靜”的時光,她試圖融入所在之地,跟著朋友去看龍舟賽、龍舟宴、打油茶,與遇到的各色人等閑談,卻始終猶如隔著玻璃觀看別人的生活。

“很多時候,我什么都不做,只是聆聽。我盡量不寫。”“那種記者式的寫作方式應該告一段落,故事不該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找尋。”張玲玲后來回憶說。

《夜櫻與四季》中收錄的作品大多寫于2020年7月至2022年4月間,當中的故事,幾乎全部涉及中國大地上行走和漂泊著的女性們的生活:暮春的上海,在天臺上和人爭論自己劇本的戲劇系女大學生;夏季山洪過后來鎮(zhèn)上尋找愛人,卻決定與之分手的女人;越來越濃的秋意里,執(zhí)著想要找回失蹤丈夫的外來船員的妻子;冬日龐大的北方城市,選擇放棄過往,獨自面對絕癥父親的女兒……在張玲玲筆下,她們是被生活的洪流裹挾的“現代的流民”。而她們的故事無意中映現了作家本人的生活狀態(tài),從上海到廣西,從廣西到杭州,從杭州再回到蘇州,帶著她未完成的小說稿,在不同的城市間“漂來漂去”。

“那幾年我和大家一樣,也感受著行動的受限,但能跑的時刻還在走動,外部原因是,生活確實分布在各地:家人、朋友、工作,且那些想寫卻沒寫成的東西也在召喚你,去書寫,去行動。”

城市與人生變幻無常,緊隨時光向前奔突,張玲玲的文字卻沒有時興的大刀闊斧的爽利,反而顯得緩慢、幽暗而滯重。她說,這和自己的閱讀趣味有關,“我喜歡密致的甚于疏松的,喜歡強力的甚于輕盈的,喜歡復雜的甚于簡明的,喜歡緩慢的甚于迅捷的……”她也是一位誠懇的寫作者,會長期冷靜地思考寫作對象,會對文稿反復打磨以臻至理想狀態(tài)。

這一切不僅考驗作者的能力,也考驗讀者的耐心。張玲玲說:“你能做的,就是盡量在他們投入時間閱讀時,不讓他們覺得白費。”

南都專訪作家張玲玲

南都:《夜櫻與四季》是你的第二本小說集,相比于第一部《嫉妒》,你認為自己在寫作上有了哪些進步或改變?

張玲玲:兩本書的篇目一樣,都是七篇,但單篇體量不同,《嫉妒》中,短篇在一萬字左右(有合并),中篇三萬字,新小說集的話,單篇體量差不多都在兩萬字左右,除了最長的近四萬,其他大致接近,我想結構應該更均衡了些;第二,敘事密度是增加而非減少,畢竟敘事不僅僅體現在情節(jié)和事件,還在于敘述本身;此外,節(jié)奏和速度變了;不再是勻速,而是回旋、加速、停滯。最顯眼的變化大概是,不再依賴強戲劇性題材,故事里的人物仍然面臨許多懸疑時刻,但這是生命本身提供給他的,是人在面對存在本身那種不自覺的困頓與惶惑。

作家張玲玲

南都:你以前做過財經記者,也做過影視劇編劇。新聞報道和影視劇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體裁,這兩份職業(yè)的經驗對你寫小說產生了哪些影響?

張玲玲:這個問題我每次答下來都有些不同:今天我或者可以這樣講,履歷不同于經歷,過去難被簡單概括,履歷也好,經歷也罷,未必和此刻形成絕對的因果關系。甚至可能恰好相反,是我的小說思維(文學經驗)影響著我的職業(yè)選擇甚至職業(yè)習慣,而非職業(yè)經驗在影響小說寫作。是更久遠、更神秘的東西,決定了我們的屢次選擇,是比潛意識更深的意識驅動著我們前行,某個時刻的結果不過是對那一意識的靈光乍現的回應。有時你在小說里,可能試圖追溯的就是一個人其一生中的某一時刻,以圖構建起他/她此刻與彼時的聯系。尋找聯系幾乎是人之本能,但我也不得不時刻警告自己:這種聯系可能是強行的、虛假的、錯位的、后置的,辨析必須一次又一次。如果細化到文本的話,最大的影響可能是敘述距離,敘述者和敘述對象之間總隔著一定距離。

南都:小說(或文學)為什么吸引你?辭掉工作,成為全職寫作者,這個過程中最艱難的地方在哪?

張玲玲:每當我回憶自己的童年期、少女期甚至成人期,我能看見的都是一個閱讀的形象,閱讀帶來的快樂是任何事情都難以比擬的,此種快樂,招之即來,忠貞不渝,當你開始執(zhí)筆寫作,你必然希望回饋類似的體驗,分享類似的情感與經驗。但我后來意識到,在很長時間內,它對寫作者的意義大于對讀者的:它幫你辨識、厘清人生的重要事物,它逼迫你進入、思考生命更深的維度,它喚醒、激活你的生存體驗,它還是一套穩(wěn)固的秩序,它甚至像是一種,怎么說呢,預言工具,對此你著實難以抗拒。

和大部分人一樣,我覺得還是能否依靠寫作生活,在今天純粹靠寫來生活,感覺較難實現,不論你是嚴肅作者還是網文/通俗作者。但我的體會是,一旦做好決定,事情也就這樣了,障礙并不比想象的更多。

南都:你在《夜櫻與四季》的后記里提到,寫完《移民》之后,你離開上海,去廣西待了一年,期待重建生活、搜集素材。假如不以新聞記者的身份,也不懷抱采訪報道的目的,你如何去融入當地生活并挖掘有意思的、值得寫的故事?在廣西你有什么收獲?

張玲玲:我在當地有位女友,她做地產中介業(yè)務,最開始我租住的正是她的屋子,她是個熱情、友善、精力充沛的人,經常帶我參與本地的各類活動,如龍舟賽、龍舟宴、打油茶,等等。無聊的時候,我也經常在街頭閑逛,試著和每個能說上話的人聊會兒天:司機、工人、飯店老板娘、保安、快遞員、裁縫等等。故事的得來比較偶然,說是挖掘過于冒犯,很多時候,我什么都不做,只是聆聽。我盡量不寫。

論及收獲,除了那些不同時間、不同風貌的觀察,除了學習如何成為一個職業(yè)作者,最重要的其實是認識的那些朋友。我將他們視為朋友,而非素材,他們邀請你參與他們的生活,他們嘗試著說出自己的故事,或出自信任,或出自安慰,你也確實因此獲得了慰藉。在感覺匱乏或無力的時刻,你能隨時調度出這些熱力,然后生出許多對于人世的信心。年歲漸長,這種真情我越來越珍惜。

南都:在寫作《夜櫻與四季》期間,也就是2020至2022年這段時間,印象里你一直在遷徙,帶著小說稿在不同的城市間奔波往來。這種遷徙的外在原因和內在動力是什么?它在你的寫作里留下了哪些痕跡?

張玲玲:那幾年我和大家一樣,也感受著行動的受限,但能跑的時刻還在走動,外部原因是,生活確實分布在各地:家人、朋友、工作,且那些想寫卻沒寫成的東西也在召喚你,去書寫,去行動。

我其實覺得,倘若要在一個地方,應盡可能地待得久一些,我很羨慕福克納等這樣的地方性作者。跑來跑去的想法還是太記者化了。我傾向于長期觀察,但城市的流變很快,無論你在職場或是小區(qū),周圍面孔的變動其實是極大的,而且在現代城市,你和你認為的真實生活似乎總存在著隔閡,然后你會忍不住想,會不會小城市或縣城的變動性更?。靠梢越o長期觀察提供一個切口?或者,他們會不會更真實?我說真實的時候,意指更貼近生存,貼近生活紛繁、復雜、熱鬧的部分。但這種觀察實際上還是很受限,陌生地方的語言、氣候等都是問題,更真實一說也很可疑。好吧,其實每次找到一個新地方,我都認真地想要留下,然后對自己說,這是最后一次了,但最終結果卻一樣:它始終是臨時性的,階段性的,你依然不屬于這里。太多原因讓你無法留下。那些理由在當時看起來實際又具體,深層的卻很模糊。坦白說我不知道,只能勸慰自己說,或許這種不穩(wěn)定性構成了你寫作的核心動力,甚至是你生命的原始動力。

一個,可能體現在空間上,這里的人物去了不少地方,也無分南北東西;二是他們自身的狀態(tài),想找到位置而不能,想找到定義而不能,都是現代的流民;三是敘事速度。

南都:《洄游》講述了魚嫂和一起船難,《奧德賽之妻》寫戲劇培訓教師和他患漸凍癥的妻子,《夜櫻》的主角是醫(yī)生和即將離開的“她”……所以,你怎么選擇你的素材?你覺得什么樣的故事是值得講述的?《夜櫻與四季》里的故事有哪些共同的特質?

張玲玲:首先是陌生化(相對于我)和多樣性;第二,在此一前提下,我其實更關注切身性,也即,多大程度上能理解和進入它。

什么樣的值得講述?或許可以列出幾個標準:有未被講述過、其特殊性、新鮮處在哪里,此一,包括人物、題材、技法、表達、結構等等;二它能牽動多少東西,不僅是外部的。

我們經常談起小說家的直覺,我們反復錘煉的就是所謂的直覺:什么可以寫,什么不能,什么是你的題材,什么又不是,但很多時候,你也只能試試看,寫到一半,自覺意義喪失是常態(tài),寫到一半,筆力不及,難以為繼也很正常。所以我想,所謂的小說直覺,或許不在于快速找到自己的題材,而是將任何題材都變成自己的。

我不知道怎么歸納,因為我盡量想呈現的是不同,但排布選篇時,它們是對同一問題、不同位置的回答。

南都:有沒有哪些題材或者故事是讓你感到“非寫不可”的?做一個小說家的成就感來自哪里?

張玲玲:《嫉妒》、《似是故人來》、《四季歌》等都屬于這樣的小說。這些非寫不可的小說或有幾處相似,一是它的源頭都較早:童年時期目睹的某個形象,某種難以排解的情緒,等等;二是它們都歷經了較長時間的修改和醞釀,甚至和初始構思大相徑庭;三是材料幾乎完全不取自現實;四是我對它們難以定性,不知道它們意圖解決什么,探討什么;人物及故事,小說的氣質和調性,都先行于主題,我努力接近的無非是那團幻象,直至清晰,能想清楚的,反而不是非寫不可的。

在于“實現”,在于空中造物,且方式簡潔:一個本子,一支筆,一臺電腦,僅此而已,它需求的如此之少,實現的卻如此之多,在我看來,需求愈少,愈是自由。但我也會想到露易絲·格里克說:寫作,是一項因為向往而變得高貴的生活,而非因為成就而變得寧靜的生活。

南都:你的小說的敘事較為稠密、緩慢,與當下廣為大眾接受的清晰明快的文體形成鮮明對照。這種風格是你有意為之嗎?它是否跟你對小說的理解有關?

張玲玲:至少第二本書是的。我一直覺得之前的敘述速度偏快,故事和意味容易從表面滑經。這確實跟我的閱讀偏好相關:我喜歡密致的甚于疏松的,喜歡強力的甚于輕盈的,喜歡復雜的甚于簡明的,喜歡緩慢的甚于迅捷的,我希望文本來挑戰(zhàn)、撼動我的情感、認知、經驗,而非反過來,謀求共通。你會希望在自己的小說里盡可能地接近某一標準,但不僅考驗你的能力,也考驗讀者的耐心。你能做的,就是盡量在他們投入時間閱讀時,不讓他們覺得白費。

南都:你會多次打磨修改自己的作品,有的時候還有非常大的改動。你覺得反復修改對小說創(chuàng)作來說是必要的嗎,為什么?它會不會消磨掉最初的沖動和熱情?

張玲玲:對我來說,修改是必要的,但有時也會改到失靈、失焦,需時時校準。但每個人每部作品情況都大不相同,如果初稿已經很好,何必大動?

最初的沖動和熱情就是用來消磨的,小說寫作是一項理性、冷靜的行為,“必須竭盡了枯竭”,才有隨后到來的一切。

南都: 請談談你現在每天的寫作狀態(tài)。每天寫幾個小時(或者寫多少字),寫作之外做些什么?當下正在寫什么題材的作品?

張玲玲:每天起床即開始寫作,進入節(jié)奏后,每天2000字,完成時間看狀態(tài)。

寫作之外,閱讀和跑步/散步,和朋友聊幾句?;蛘?,什么都不做。

也是一個當代題材。

南都:作家是一個漫長、艱苦但也蠻有意思的職業(yè),你對自己的未來有什么期待?

張玲玲:漫長和有趣,是的,但艱苦遠談不上。

我希望下一本寫得比上一本好。我原以為這是理所應當的,但其實越寫越糟才是常態(tài),想維持在某個水準都需要付出莫大努力,盡管如此,我仍懷有這樣的期待。

采寫:南都記者 黃茜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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